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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乡村影像发展困境及反思
发布时间: 2018-01-02 11:22:17.0 来源:《新西部》杂志2017年12月上旬刊 作者:梁小燕

广西自2011年开始引入影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,借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、文化记忆工程等多个专项之力,广泛开展乡村影像培训。六年的时间,广西的乡村影像工作在机构设置、经费扶持、制度建设、人才培养、宣传推广等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系,这些利好条件支持着广西乡村影像的运行。但是,乡村影像在广西的发展也渐生止步不前、难有突破的困境。

广西民族博物馆到村寨开展摄影技能培训

  乡村影像在广西逐渐成为一个专有名词,这跟它自成体系的一套理论、方法论发展密切相关。

  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主导和中介力量,广西乡村影像呈现出两大特征:一是以人类学、民族学等相关学科引导下“民族志”的体现;二是对“新型博物馆”功能的探索和补充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乡村影像可以剥离出来作为一个完整的、独立的研究项目或课题,从线性发展和横向对比两大方向上作多个取点的研究,只有将研究对象不断细化与整合,完成足够样本量和丰富视角的微观研究,才有可能进一步探讨广西乡村影像整体的、宏观的未来展望。

  乡村影像的发展现状

  2003年,广西启动民族生态博物馆“1+10” 工程,被学界称为中国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建设模式,开创了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龙头、10个遍布民族聚居区的生态博物馆为研究基地的联合、长效运营模式。根据生态博物馆理论中“文化遗产原地保存”和“社区居民参与”两大核心理念,2004年又启动了“文化记忆工程”,希望依托10个生态博物馆,开展保护区内的民族文化调研和抢救性征集、保护工作,以文本资料收集和影像记录两种手段相结合,发挥传统博物馆收藏、保护、研究、展示四大职能。

  乡村影像是“文化记忆工程”的突破性发展。广西乡村影像培训起步于2011年8月,广西民族博物馆与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合作的培训班,通过讲解和实践相结合,培养了包括博物馆工作人员和村民在内的23人,从此开始使用影像纪录方法收集、整理和展示民族文化,以实现生态博物馆建设初衷。此后,广西民族博物馆长期、不定时开设乡村影像系列培训班,递进式地吸引了多个市县的文化工作者、村民共同参与,截至2016年底培训人数达500余人次。

  广西民族志影展是在乡村影像培训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它定位为面向全国、辐射东南亚的国际性民族志双年影展,宗旨在于关注中国、东南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历史变迁及民族文化多样性,推动纪录影像的多元取向,创造有国际影响力的纪录影像交流平台,力求增进各民族及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,弘扬优秀民族文化。

  在广西乡村影像发展的六年里,广西民族博物馆作为机构设置、经费扶持、制度建设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主导和中介,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体系,创造了长期支持广西乡村影像运行的利好条件。

  但必须同时看到,乡村影像在广西的发展渐生止步不前、难以突破的困境,这就需要反思:上述利好条件与乡村影像的功能和发展需求是否相符?是哪些方面实际上制约了乡村影像的提升?下一步应该对原有的政策和实施做出怎样的调整?

  乡村影像的发展困境

  笔者在之前对广西乡村影像的调查研究中,曾梳理并总结了几个方面的内容:广西乡村影像的特点,广西乡村影像培训的课程设置,广西乡村影像发展缘起、历程及持续机制,广西民族志影展中乡村影像单元的定位与发展等等,并论述了乡村影像与民族村寨建设、社区文化自觉、博物馆新兴职能等方面的关系。在长期参与和综合考察广西乡村影像发展过程的基础上,从主管部门的视角自省和反思,笔者认为广西乡村影像目前呈现出的发展困境可归纳如下。

  1、民族志理念认知不足

  广西民族博物馆作为乡村影像的主导力量,需要深刻认识乡村影像与“民族志”的紧密关系,在自身定位上才能正确立足,才能通过理念的输出上愈加强化“博物馆”身份和功能。目前在“民族志”、“影视人类学”等概念的认知上,广西乡村影像团队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存有较大误解。比如“民族志电影”是否等于“民族题材电影”?这两个名词的混淆,导致对乡村影像的实施对象理解偏差。

  再比如文本与影像应该怎样结合?广西自古民族聚居甚众,历史上又有费孝通先生在大瑶山的调研、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等知名案例,加上广西乡村影像团队成员多为文化行政工作人员,所以对此概念并不陌生。但引入了“影像”之后,许多人就把“民族志”丢了,最直观的表现在对田野调查伦理的背弃和表述方式单一化。

  2、乡村影像主体的角色、地位模糊

  乡村影像与主流媒体背道而驰,最大特征在其主体是位于基层、草根的乡村居民。操作方法可以做各种实验,实施客体不应有任何限定,但影像的主体决定着观察视角和文化持有的身份,所以乡村影像是以操作主体划分而成立的。广西乡村影像实践对此进行了不断的摸索,至2014年终于通过影展乡村影像单元的范围确立定位了下来。长期、反复的实践对概念划定是有效的,但也摇摆出一些模糊的旁路,大多是由于没有明确“乡村影像的主体是村民”而滋生的问题,比如乡村影像的根本目的何在?如何回归乡村影像的功能与价值?影像是否赋予操作者特权地位?只有对这些问题迅速做出鉴别和判断,才能确保乡村影像顺利发展。

  乡村影像反思

  分析和总结了广西乡村影像发展的现状和困境之后,笔者希望从主管方的视角出发,在目前可行的范围内,探讨一些政策和制度上的调整。

  1、逐步实现影展乡村影像单元的合理化设置

  前述,广西乡村作品占比呈现逐年递减,但三项占比均超过三分之二。如何维持合理速率的递减趋势,使广西乡村影像在自身可持续成长的同时也有足够的竞争空间,是未来规划中的重要问题。非影展年,应当有计划地为乡村影像造势,和创造巡展机会,一者实现理念、成果的输出,二者将巡展做成长效机制来部分刺激村民参与,三者有助于联络其他乡村影像团队,开拓沟通途径。影展举办年,一切活动安排与机制设定都应当与之配套:以影展为契机,合抱国内乡村影像团队,做好展映和沟通平台;影展策展时,充分考虑乡村影像单元是特色、亮点所在,将三个单元的展映方式均衡考虑,强化乡村参展者的自信;在评审环节慎重考虑,严禁站位于学者、专家的角色去居高临下评判影片,将“乡村视角”、“本土阐释”列入主要评分细则。

  2、建构乡村影像分级分类培训机制和退出机制

  应该看到,广西乡村影像团队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分化,因此必须及时制定分级分类培训机制,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。原先广泛铺开的“技能培训”实为初级,应当用于新开展地区;对于有意愿且能力已达的成员,不再参与重复不变的技能培训,而应当在理念上加以强化;更高级别,可吸纳为一个专项的拍摄团队,参与整体性收集—— 不只是影像拍摄一项,而是贯穿始终,从一开始的资料收集、到为不同目的剪辑不同的成片,目的是培养出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、完整了解影像创作全过程的人才。对于长期无心或无力参与的成员,允许自由退出,但作为交换条件,该馆或个人的奖励性绩效经费应予扣除,用作鼓励积极性、自觉度高的团队,形成合理竞争。

  3、制定系统化、档案化的中长期发展规划

  乡村影像发展不能贪快、贪大,从项目有效执行的角度,现阶段亟需制定中长期规划。参照生态博物馆的发展规划,广西乡村影像可与之配合,按照“五年计划”的模式制定。因乡村影像研究对象的微观化,规划的制定也必须细致到位,尤其是专人负责和进度安排上应予严格把握。大方向上,广西乡村影像目前产出的成果已过百,必须及时进行系统化、档案化整理。后台整理工作不能重堆放、轻梳理,为调用、分类的方便,制作各级标签应准确、细化,对一部影片的整理也应按照成片及信息、完整素材、作者信息、影片简介、作者阐述等部分划分,不可顾此失彼。另一个方面,如何将这些影片有效利用起来,还利于村民,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。除了少量用作巡展交流之外,更多的影片应服务于博物馆研究工作,例如:对某个信息集中的区域或族群进行梳理,已有影像为基础,辅以文献收集、(片中人物和作者的)个人口述史,逐步在专项操作上也具备系统化、档案化的思维,并引导、吸纳合适的乡村影像成员共同参与,不失为乡村影像功能与价值的再拓展。(作者简介:梁小燕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二部副主任,广西民族大学社会学在读硕士)

(责任编辑 王顺利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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